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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治十五年,三月二十七,这天对沈溪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,这是他当官以来第一次参加朝议。
明朝百官上朝,通常提前一天就要做准备,朝议前一晚不能回家,而要暂时居住于东、西长安街的官宅内,诸如每朝必临的内阁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,以及六部尚书等大员,在东、西长安街都有自己特定的居所。
临朝当日,上朝官员,称之为朝参官、京朝官,佩牙牌,由东、西长安门步行入宫。
午门乃紫禁城正门,辟有三阙,中为御道,不常启。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。左右两掖各开一门,称为左、右掖门,为百官入朝之门。午门上楼名“五凤楼”,设朝钟朝鼓,由钟鼓司宦官掌管。
进宫门,并不会马上入阙门朝见。
弘治年间的朝会,多是午朝,上午巳时之后才会进行,百官进宫后等候入朝,称之为“待漏”。
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,谓之“待漏院”,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,以便近臣待漏入朝。
“近侍衙门,端门内各有直房”。右阙门南,是锦衣卫直房;下三间为翰林直房,候朝时,大学士居北楹,众学士中楹,余者南楹;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,又名“板房”,是詹事府、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。
遇到大朝会,进宫的文武官员多,百官需要在各自所属的“待漏院”内等候,朝议通常在奉天殿外升御座,以大礼之后再行朝议。
但弘治皇帝勤勉,只要身体没问题,每天必开朝会,相对应的便是一些繁文缛节省去不少。除大朝会外,弘治皇帝听政基本在乾清宫内,凡有不能商榷的奏本或上疏,召内阁大学士及六部九卿属官等人,共同商讨。
但凡遇到皇帝在乾清宫朝议,入宫上朝人等,皆在翰林直房内等候。
“待漏院”翰林直房内,等候上朝的官员严格按照品阶划分而坐。沈溪作为翰林官入宫听朝,由于他官品不高,只能陪坐末席。而他前面之人,多是六部大员,至于三位内阁大学士及六部七卿,并不在翰林直房,直接在文渊阁等候,这也是弘治皇帝给他青睐大臣的一种特权。
沈溪认识的人不多,除了礼部几个官员认识外,其余的,也就兵部左侍郎熊绣跟他有过照面,但也是之前跟马文升一起时见过。至于别的人,连招呼都不跟沈溪打,他坐在角落有些尴尬。
一直到巳时,司礼监才派人过来通传,百官入朝。
说是百官,但其实本次入朝觐见的官员不到三十人,这在弘治末期已经算是不小的朝会。随着身体逐渐不支,弘治皇帝如今临朝,很多时候只是把内阁大学士、六部尚书、左都御史及几名勋臣召到乾清宫议事,连六部侍郎都没有资格参加。
在奉天殿外举行的大朝应分为文武两班,但今日午朝因基本都是文臣,无须分两班入宫。
明朝以左为尊,文官入宫须走左掖门,过金水桥,一路往乾清宫外,须在皇帝抵达之前,稍作等候。
根据品阶,内阁大学士与七卿先进内,而后是九寺正卿、六部堂官及随众人等,沈溪官品最低,又排了个最后。
洪武、永乐年间,内阁大学士只是作为皇帝顾问或者秘书入直宫中,在皇帝批阅奏本时提供参谋,很多阁臣都是正五品,地位不高,更无法跟正二品的七卿地位相提并论。但在正统年间三杨辅政后,内阁大学士地位逐渐凸显,再经成化、弘治两朝对内阁大学士的优待,到如今内阁大学士已经比七卿高那么一筹。
上朝时,左侧是三位内阁大学士居首,身后是礼部、工部和左都御史,另一侧则是英国公张懋居首,身后是吏部、兵部、户部、刑部尚书。
至于九寺正卿、京兆府尹、侍郎、少卿等人则站在后面,基本一边是翰林体系出身的官员,另一边则是非翰林体系出身官员,泾渭分明。
沈溪作为翰林院出身,新晋的正五品右庶子,站在刘健这一列的最后,老老实实把头低了下来,等候弘治皇帝到来。
刚满十六岁已位列朝班,在皇帝上朝时可以在人群后面仰慕天颜,这在别人看来是无比的荣光,但对沈溪来说却是煎熬,因为现在的他光有参加的权力,却没有话语权,也是很遭罪的事情。
朝议上别人的观点无论好坏,他都没资格搭茬。
沈溪这次上朝,并不是参政议政,只是在朝议结束后,弘治皇帝会留下他,可能还会有几个大臣,询问他关于东南沿海平定盗匪和倭寇的事情,相当于一次策问,沈溪准备了好几天,就为面对皇帝提问时可以对答如流。
谢迁之前让沈溪所拟奏本,直接上奏弘治皇帝,并没有窃取沈溪的功劳。如此一来,沈溪今天面对的,是回答之前奏本中提到的一些平匪辑要的细节,诸如如何整顿吏治、募兵、募粮等事宜。
沈溪相信,皇帝看到一份主动请战,但不跟朝廷要钱粮和兵马的奏本,心里会很高兴,只是不免心里打鼓,这小子什么都不要,还想打胜仗,靠谱吗?
很快,弘治皇帝升銮乾清宫。
既是上朝,哪怕只是最普通的日朝,百官也需行叩首之礼数,三跪九叩之后,弘治皇帝一摆手,道:“众卿平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