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东阳劝道：“于乔，切勿心急，想来萧公公也并非是有要追究之意。”

萧敬连忙解释：“是啊是啊，谢阁老，沈大人在西北确实为大明立下功勋，我为他请功还来不及，怎会追究他的罪责？只是此事朝廷总要拿出个说法，陛下那边正在等着传信，诸位大人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……”

在司礼监多年，萧敬对于大明这些文臣的习惯早就一清二楚，有事一退六二五，没事打哈哈，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小事复杂化，又或者将大事简单化。

萧敬发现自己不但要对皇帝鞠躬尽瘁，还要在这些重臣面前陪笑说和，当个日理万机的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对他这样对权力无心之人，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煎熬。

萧敬从未有过争夺权力的野心，只希望平平淡淡过日子，只因他在皇宫中声望崇高，才被弘治皇帝委以重任。

马文升插话：“老朽看来，不如这般，传令土木堡，命沈溪即刻撤兵居庸关，同时加强居庸关戒备，令沈溪部可凭据居庸关防守！”

这话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可就难了。

严格说起来，这根本就是场面话，谁都知道现在宣府的状况，沈溪固守土木堡待援，根本已失去突围的能力。在这些大臣看来，土木堡不具备驻守的条件，那让沈溪继续留在土木堡就有推沈溪送死的嫌疑。

但让沈溪突围，沈溪死得更快。

这不是说马文升准备催沈溪去送死，因为朝廷的军令未必能送进土木堡，沈溪连军令都领不到，谈什么遵从？

张懋瞥了马文升一眼，神色好似在说：“真是‘高招’，你怎么不自己去传达军令？如果派出的援军能收回来，就没这么多麻烦了，就怕这路兵马最后也要折损在土木堡，却无法延缓鞑靼人前进的步伐。”

刘健作为内阁首辅，适时发话：“西北形势急转直下，如今最着紧的是镇守京师和紫荆关、居庸关，北寇兵马必分兵多路奇袭长城内关和京畿重地，若是可坚持到寒冬到来，北寇兵马自然撤去，危机当可解除。”

“要做到持久作战，则必须加强京师九门戒备，传召各处勤王兵马火速向京师进发，与北寇一战！”

又是避重就轻的废话，关注的焦点不是怎么将沈溪征调出去的兵马讨回来，而是转移到京畿防务——借给别人的兵马或许能收回，去了土木堡基本是有借无还，在鞑靼势不可挡的兵锋下，借出多少兵马都属于“打水漂”。

其实刘健这种态度很务实，兵马调都调了，土木堡朝廷也决定选择性放弃，你说什么也没用，与其追究责任，不如先商讨下一步兵马调度的问题，现在追究沈溪也没法把他押回来受审，想要追究李频的责任还指望熟悉地形的李频在居庸关死守。

阵前不宜换将，这个节骨眼儿上想追究责任意义不大，论功请赏更是无稽之谈，如此一来自然应该把这件事暂时忘掉，甚至对皇帝也别提，免得听了上火。

一退六二五，老思路，老战术，甚至不能算是旧瓶新装，干脆就是圆滑世故的老臣应该做出的选择。

萧敬一听这话，立马受到启发……他的心态跟刘健无太大区别，息事宁人是其最大的特点。萧敬连忙道：“那此事，暂且不议？”

谢迁有些不满：“之前怕误事，不肯给沈溪小儿调拨兵马，如今兵马都已调往土木堡，虽只有两千余众，但也未必不能力挽狂澜，为何不继续增派？”

虽说朝廷上下现在对谢迁敬佩有加，但他的提议却很难得到旁人的赞同。

谢迁想要设法营救沈溪，跟马文升两票对五票，无法扭转其他重臣的观点，别人也不会给他这机会，因为权贵们最着紧的是保住他们的身家性命，京师安危排在了第一位。

至于京师之外的事情，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列。

李东阳道：“兵部刘尚书的兵马，也该早些征调回撤，若行军及时，紫荆关和居庸关左近之地尚且可具备一战之力，否则只能以京师为最后防线，与北寇一战。”